崔新生:我与《制度简史》的一些事儿
《制度简史》原书稿名为《我们生活中的极权经济学》,是另一本《中国的极限》的“边角料”,后来是出于什么原因,应是白士弘先生在中国工人出版社撮合出版时定稿为《制度简史》,这是2002年左右的事儿了。当时北京大学南门外有一家当时颇有声名的书店叫风入松,在地下负一层,进门不小心就会碰着头,在要碰着头的上方,就是海德格尔那著名的“人,诗意的栖居”。
当时在书店门口有当月或者当日的图书排行榜,《制度简史》旁边是青木昌彦的《比较制度分析》。我对制度比较本身毫无兴趣,所以也从未看过该书,大不敬的话,制度与制度之间进行比较,本身就是伪命题。
记得当时也有朋友要请谁谁写推荐,只是我的所有撰述具有同一毛病,就是没有参考书或者借鉴,无法让推荐者“对标”。我当时有个个人网站叫“长安街观察”(这个域名现在还在有效期),有不少主动链接,有一天看到浙江大学张旭昆教授的信息,他向学生推荐阅读《制度简史》,具体怎么说已经忘了。我与张教授至今未见过面,后来有陆陆续续几个这样的信息,也就忽略了。
我写所有文字,基本不用参考书,没有别的意思,就是觉得不需要:参考书是作者表达时需要的“拐杖”,我不需要这样的拐杖,往往一气呵成,该止时一字不能多余。《中国的极限》现改名《国家的陷阱——非理性经济制度理论的缘起》,同样也没有此类“拐杖”,撰述之时,一桌一椅,桌面上一摞廉价的八开粉连纸之外,就是两三支钢笔或圆珠笔,那几个月写断了好几支,从笔杆的大拇指处成凹,到最后咔吧------,每天从九点开始,中午稍事休息,接着下午写到六点钟完事,写一万字,不到一个月写完一本书。
我写东西能把自己写高潮了,有熟悉的朋友多少都知道。而从来不用参考书,也一直延续到现在,2016年下半年我撰《量子指数理论——人类如何重启未来》二十万字左右,当时也是没有参考书,写着写着就把自己写的发抖,词语逻辑以及各种图像画面,都恨不得多几只手去表达,至少旁边要一个物理、一个数学两个助手,我可以告诉他们,同时需要他们的帮助——我写《制度简史》时,就有数学系的教授说我的东西非常适合做模型,只是当时并没有这么去注意。
不用参考书各有利弊:利就是我的东西不会过时,譬如我这本《制度简史》,还有《国家的陷阱》甚至《产业投资理论》,非常稳定,属于“原创”思想;弊就是出版社编辑出版要冒风险,譬如我的《量子指数理论》在商务或三联审稿时,请了好几位专家,都因提不出具体意见而搁置。其中还包括我的产业投资理论,某校曾想报博士点,最后到专家论证等等程序环节时,也迟迟没有最终意见——当然,如果动用点关系或者花点钱之类,这些都就不是问题。或者说实话,大概仗着不会过时,所以也多少有些不屑如此。当然还有一不利之处,经济学以及管理学等等大名鼎鼎的书刊时有约稿,,编辑发愁就是我的文末“附”,我只能被迫编一两本听说过的数目,其余列的都是我自己的书。我的文字,一旦形成,肯定会有点点“行内”影响,喜欢我的人多有我不熟悉的某个领域的所谓权威,偶尔会听到他们向他人推荐我的某些文字或观点。
《制度简史》(修订版)是在原版上做的修订,特别是一些有关螳螂或蟑螂的硬伤,在原版时我一直“耿耿于怀”,如今做了修订,总算松了一口气。还有朋友正在英文版,应该在明年了。“当代华语世界人文历史丛书”主编荣伟先生是我老友,也有出个三卷本的意图,如果真正要找足够分量能影响销量的推荐人,或也非常容易,但不是很方便。所以一切待定。
《制度简史》现在已上架亚马逊和谷歌,亚马逊Amazon.com,谷歌都能看到,欢迎有兴趣的熟悉或不熟悉的朋友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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